“本質上平臺是將算法作為內容推送的工具，須科學界定算法推薦行為的法律屬性和責任承擔。”

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日前主辦的“算法治理與版權保護問題研討會”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楊德嘉法官的發言擲地有聲。在這場學術研討會上，一眾嘉賓圍繞“算法推薦和技術中立的關系”“算法推送內容的法律屬性”“新技術應用在版權保護中的重要價值”以及“通知刪除規則的現代化改革”等議題，進行了廣泛深入探討。

神秘但并不神奇的算法推薦

近些年來，火爆的短視頻產業因內容版權侵權的問題引發了較大的行業爭議，而一直以來，短視頻侵權都與算法推薦技術的應用具有強相關性。

在大數據技術的支持下，算法已經能夠代替人工高效完成信息定制化和分眾化的工作，網絡用戶與內容之間得以實現高效的匹配。通過算法向網絡用戶推送定制化內容，精確滿足平臺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增強該內容聚合平臺的用戶黏性，已成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實現其商業價值的重要手段，可同時，算法推薦模式也有可能強化了短視頻平臺上侵權作品的傳播。

“需警惕近年來在涉及算法、人工智能等前沿問題討論中出現的一種將其擬人化、神秘化的傾向。”楊德嘉表示，應該明晰算法推薦與平臺經營者是工具和工具使用者的關系，識別算法推薦的使用主體，探究算法推薦使用主體對于侵權結果的產生實施了哪些行為、是否具有過錯、應否承擔責任。

從技術角度看來，算法推薦僅是平臺進行內容分發的一種手段，平臺不應將其神秘化，在利用算法進行內容推送時，須重新審慎其角色定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文瀾資深教授吳漢東表示，智能時代的特點就是算法的泛在，算法推薦使得平臺信息服務發生了很大轉變，過去是被動的人找信息，現在是主動的信息找人。“平臺過去是消息的中立者，現在應該成為一個比較積極的內容參與者。”

行業專家普遍認為，算法推薦和人為推薦僅是手段的不同，法律屬性沒有本質區別。算法推送只是改變了以往信息分發投送的方式，讓信息投送更加精準，并沒有改變其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本質。使用算法推薦的平臺不能將自己使用的這種信息推送技術當成豁免自己在信息網絡傳播中的版權注意義務。

算法推薦沒有絕對的技術中立性

針對算法推薦引發的系列爭議，短視頻平臺一般主張算法推薦具有技術中立的特征，嚴守傳統“通知-刪除規則”的義務邊界，而這也給版權人的權利保護和行業版權秩序的維護帶來了新的挑戰。

算法推薦是否技術中立取決于算法是否可設定、可選擇及可控制。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孔祥俊教授表示，作為一種技術手段，算法推薦是否中立要看平臺的功能及算法使用的目的，不宜完全脫離其使用目的而去談它的中立性。如果平臺對算法具有現實的把控能力，算法推薦的中立性一般來講是難以成立的。

楊德嘉也指出，技術的應用，特別是市場化、大規模的應用，永遠不可能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立性。“當下能見到的商業化、市場化的技術應用，具有商業主體明確的目的性，是精準的利益計算和取舍的結果，體現了其使用主體鮮明的價值追求。”

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李揚補充說道，推薦算法從誕生之日起就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并非技術中立的產物，而是根植于具體的利用場景之中。“內容平臺對推薦算法的利用已明顯涉及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意圖用推薦算法所謂的‘中立性’來掩蓋推薦算法的利用的‘目的性’會模糊盜版侵權問題。”

11月14日，網信辦發布的《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第49條強調，互聯網平臺運營者利用個性化推送算法向用戶提供信息的，應當對推送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以及來源合法性負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副教授許可直接指出，從公法和行業監管視角來看，算法中立就是一個偽命題。“算法從來就蘊含著豐富的價值觀，不可能是絕對中立的。”

從技術層面來看，平臺既可以用算法推薦來推薦網絡內容，也可以用算法來監測、篩查侵權內容。基于這一事實，“通知-刪除”規則的歷史局限性愈發明顯。在行業版權保護技術日益成熟的背景下，平臺應重視版權識別、屏蔽等版權保護技術的應用，積極配置科學的版權保護責任。

李揚認為，“通知-刪除”規則已過時，在司法實踐中應當盡可能適用《民法典》規定的“通知+必要措施”規則。“既然平臺對內容能做到事前識別過濾，在版權保護方面一定也有技術能力實現事前審查和過濾，不能以所謂的技術中立為借口，行侵害版權之實。”(科技日報記者 陳杰)

關鍵詞： 算法推薦 技術中立性 侵權 現代化改革